卵巢储备功能减退(diminished ovarian reserve, DOR)的患者即使采用辅助生育技术助孕，生育结局仍不良，是生殖医学领域的一大挑战。尽管一致公认DOR的概念，但其具体定义尚不明确。
(一)发病率
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纳入2012年4月至2015年3月就诊于的8000例中国汉族不孕症妇女，年龄≤40岁，无吸烟史，因女性因素如输卵管、卵巢、子宫等导致不孕症，根据FSH及AFC检测结果，以FSH≥10mIU/L， AFC<5个诊断为DOR。在该组人群中DOR发生率为9.5%(757/8000)。美国451个IVF中心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DOR的发生率中位数为28%，众数 32%，DOR发生率高的中心自体活产率显著降低。
美国ART人群中DOR 发生率自2004年至2011年由19%上升至26%，最终诊断为DOR的周期中，卵巢低反应(poor ovarian response, POR)发生率由 32%下降至30%，活产率由15%上升至17%，POR周期活产率4%。可以看到 DOR 诊断呈明显上升趋势，这可能是由于过度诊断而非检测手段的改进。初次促排卵周期中DOR的发生率自2004年至2011年增加了7%，而 DOR对POR的预测效力却下降了。而且，符合博洛尼亚标准POR周期中极低的活产率(4%)，提示该诊断是与临床结局不良相一致的。在40岁以下ART诊断为 DOR的患者中，活产率>21%，这一相对高的成功妊娠率与DOR预期的不良预后不一致，提示我们需要标准化的 DOR 诊断从而减少过度诊断。
(二)发病机制
1.年龄因素随着年龄增加，卵巢中卵母细胞通过闭锁过程自发性、渐进性减少并耗竭而导致数量减少。出生时卵母细胞的数量约100万~200万，青春期下降至30万~50万，37岁时下降至2.5万，直至卵母细胞的耗竭出现绝经。随着年龄增加女性生育力逐渐下降，出现生理性卵巢储备功能降低，尤其在35岁之后下降明显。随年龄增长卵巢内存留的可募集卵泡数目减少相关，而且卵子质量下降，表现在血中FSH水平升高、AMH以及抑制素B水平降低导致的卵子质量下降。
2.遗传因素 DOR遗传学异常包括X染色体异常、常染色体异常及基因突变，其中发生率最高为X染色体异常，包括部分缺失、倒位及易位等，均可影响卵母细胞的生长、发育和成熟。目前已发现了一系列与DOR 相关基因，包括FMRI基因突变,GDF9、FSHR、ESR1多态性， AMH、LHCGR、IGF1、IGF2、IGF1R、IGF2R、 GREM1 差异表达等。
3.免疫性因素研究提示，DOR 患者存在多种自身免疫性抗体(如抗卵巢抗体、抗核抗体、抗透明带抗体、抗心磷脂抗体等)或伴有自身免疫性疾病(如桥本甲状腺炎、类风湿关节炎、系统性红斑狼疮等)。卵巢的自身免疫反应可破坏卵巢，导致成熟前卵泡闭锁，卵子退化。通过检测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及未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DOR女性血清中抗卵巢组织、肾上腺皮质细胞、类固醇激素生成细胞抗体水平，并排除其他病因导致的DOR，有助于自身免疫性因素导致的 DOR 的诊断。
4.医源性因素医源性因素主要包括放、化疗损伤和手术损害。大剂量放、化疗具有细胞毒性，卵巢组织对其非常敏感，容易受到放化疗损害而导致DOR及女性生育力下降，美国临床肿瘤学会研究指出放化疗可能导致永久性闭经。盆腔手术包括输卵管切除、巧克力囊肿剥除术、子宫肌瘤剔除术、卵巢打孔术等，其对卵巢的损伤机制可能主要为破坏卵巢血供及损害卵母细胞。
5.其他因素 晚初潮者较早初潮者 DOR 风险降低，为卵巢储备功能下降的保护因素。吸烟、环境污染、环境毒物、不良生活作息习惯及工作压力等是DOR的危险因素，长期紧张、焦虑、抑郁的不良精神刺激状态亦容易诱发中枢神经系统以及下丘脑-垂体-性腺轴分泌异常，导致 DOR。
(三)卵巢储备功能检测
卵巢储备功能的生化检测包括基础状态检测，即bFSH、bE2、 INHB和 AMH，以及氯米芬激发试验，这些生化检测是为了探索和反应卵巢老化的生理过程，是生育力下降的最直接因素。超声检测包括AFC和卵巢体积。
